长征路上的分歧

李特原名徐克勋，早年在长沙和唐山求学。1924年，他在唐山铁路大罢工中表现积极，引起组织注意，被选派前往苏联留学。在苏联期间，同学们常用"Little"这样的英语昵称来调侃他，但徐克勋并不介意，反而干脆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特。

1930年秋天，李特回到国内，很快被分配到鄂豫皖苏区工作。在那里，他凭借出色的表现，陆续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、红四方面军参谋长，甚至还担任过红军大学的教育长等重要职务。可以说，李特成为了红军中的一员重要骨干。

1935年6月，正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，双方却发生了严重矛盾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，居然产生了夺取中央政权的野心。

而他之所以能有这个想法，也不开身后有人追随。1931年起,黄超就开始跟随张国焘,担任了他的秘书一职。在此后的几年里,他在张国焘的领导下,为建设鄂豫皖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无论是参与反"围剿"战斗,还是协助川陕根据地的建设,黄超都展现了自己的才干,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。

1935年5月,当红四方面军踏上漫长的长征路时,黄超也与张国焘一起前行。起初，中央还在很多问题上做出了妥协，但张国焘却步步紧逼，贪得无厌。最终，毛主席不得不坚决拒绝在原则问题上退让。

对于张国焘的阴谋，中央领导人当然一清二楚。尽管张国焘表面上同意北上，但实际上却一直在窥伺时机发难。于是，两支主力部队被编成了左右两路军，一同向夏河方向推进。而李特所在的红军大学，则随中央机关归属于右路军。

在8月31日的包座战役中，右路军取得了胜利，为左路军的前进扫清了障碍。可是，左路军在张国焘的命令下，却只是试探性进入草地，随即又退了回去，并给出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。显而易见，张国焘的真实目的，还是想迫使中央部队向南撤退。

9月8日，张国焘给部队下令前往马尔康待命，并暗示可能会动用武力。随后，他又给右路军发来了一封密电。幸好，叶剑英及时发现并上报了毛主席。这下，中央机关不得不开始紧急准备独立北上。

当时，林彪的红一军已抵达俄界，而董振堂的红五军和罗炳辉的红三十二军还在左路军。毛主席一行人小心谨慎地穿过了驻扎在附近的红军大学。过了红大的驻地，中央机关一行人便在一处小山坡上歇了下来，准备等待后续部队的赶来。这时，忽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- 红军大学的教育长李特。

李特骑着马，手持枪支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他大声喊道:"你们为什么不经过陈政委同意就擅自逃跑?你们这些人都是逃跑主义者，从江西一路逃到这里还不够，还想逃到哪里去?"

这种质问，不免让中央机关的同志们感到愤怒。彭德怀将军冷声回答:"我们是要北上抗日，你们却要去荒无人烟的川西，这算什么主义?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逃跑分子!"

听到这番话，李特立即下令部下吹响集合号。很快，不少四方面军的学员就赶了过来。这些人对张国焘的领导十分推崇，只要李特一声令下，恐怕真的会对中央机关动手。

面对这种局势，向来脾气暴躁的彭德怀也顾不得什么同不同志了，他当即拔出手枪，对着李特喝道:"只要有人敢开枪，老子就先毙了你!"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被镇住了。

截然不同的命运

就在这时，又有人来报告说，四周正有大批红三军的人赶来。李特一听，顿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正在此时，毛主席也走了过来，看到事态严峻，便亲自开口劝说:李教育长，我们北上抗日是执行中央决议，难道还需要请示陈政委吗?我相信四方面军随后也会来追随我们。

毛主席的话语直击李特的心灵。而此时李德用俄语也对李特进行了激烈的辱骂。最后，在众人的劝说下，李特终于放弃了抵抗。

后来的历史证明，毛主席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。四方面军最终还是按照中央的部署，一起北上投入了抗日战争。而犯上的李特，则跟随西路军在新疆艰难突围。

同时，黄超还率领部队继续南下川康地区。可惜的是,在这里他们遭遇了挫折,不得不被迫北上。直到1936年10月,红五军才最终到达甘肃,完成了长征的胜利之旅。

长征胜利后,黄超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行列,继续担任红五军政委一职。1937年1月,在一次与马家军的激战中,董振堂军长壮烈牺牲,而这件事也为之后黄超的结局埋下了伏笔。

1937年11月29日，延安上空再次出现了一架来自莫斯科的飞机。这架飞机在天空盘旋良久，最终平稳降落。从飞机上下来的，正是王明等人。

中央领导人迎接了他们的到来。大家纷纷上前握手拥抱，热烈庆祝。随后，大家一同回到中央驻地，在谈话中，有人向王明提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:

以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，能否通航运送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支援我们?

毛主席也对此很感兴趣，难掩期盼的目光盯向了王明。不过，王明的回答却让大家有些失望:

根据中苏条约，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能为国民政府所调遣。我们这次乘坐的也是秘密和非法的。所以，由苏联飞机运送军火来延安，恐怕是很难实现的。

毛主席听后，露出了沮丧的神色。他感慨道，苏联拿了那么多武器装备给蒋介石，为什么就不能稍稍分给我们一些。见此情景，大家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，并由王明做一次长篇演讲。

8年前，张国焘曾与王明有过一面之缘，但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位老同志日后的到来，会给他的人生道路带来何种转折。

就在王明要重返延安的不久之前，另一位老革命家罗汉，先一步来到了毛主席所在的延安。罗汉和毛主席素有旧谊，再加上他是陈独秀个人的代表，来访的目的可谓不一般。

原来，陈独秀先前因不同政见而被迫脱离组织，如今已从蒋介石的监狱中获释。为表示自己已经改变，愿意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，他便派遣罗汉来到延安，希望"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重新团结在一起"。

对于罗汉的到来，毛主席表示欣慰。他认为，中国的所谓托派分子，与苏联的托洛茨基主义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据张国焘观察，毛主席似乎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。他曾向张国焘表示，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，以期一致抗战。

在毛主席的支持下，张闻天和罗汉进行了多次交谈，最终达成了双方都同意的19条条件。这正是中共与陈独秀阵营重建联系的缩影。

被冤枉的人生

然而，就在这种和解气氛中，王明的到来却打破了这种宁静。他不问缘由，便大声反对与陈独秀和他的追随者们取得联系。王明甚至将陈独秀诬陷为"每月拿日本300元津贴的间谍"，并表示不能对托派分子抱有丝毫仁慈。

"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，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，那还了得?如果斯大林知道了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"

对此，张国焘深有感触。他意识到，王明的反托派立场，竟然把矛头对准了自己。在一次私下谈话中，王明更是向张国焘透露，李特和黄超已经被认定为托派分子，并遭到了处决。

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消息!张国焘急忙为这两人进行了辩护:"李特、黄超是托派，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!"但王明只是安慰他说，自己并不认为张国焘就是托派分子，只是被他们利用了而已。

要知道当时李特和黄超是张国焘最为信任和依赖的两位心腹部下。多年来，他们一同在革命道路上经历了无数磨难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李特更是担任过张国焘的参谋长，黄超则是他的秘书长，两人在张国焘手下可谓左膀右臂。

1935年中央决定率领一、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关键时刻，正是李特不依不饶地追了上去。尽管后来在延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特就是个"反革命分子"。

当时，王明曾一意孤行地指认李特和黄超是"托派"，并同意将他们处决。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，也引发了许多老将的强烈不满。

徐向前元帅曾高度评价李特同志，称他"性情和蔼，善于与人融洽共处"，并且在作战指挥和训练方面都颇有建树，是一位"具备难能可贵的吃苦耐劳精神"的优秀干部。

杜义德中将也认为，李特乃是一位"对党忠诚不渝"的好同志。他在西路军遭遇重创时，能够带领数百人进行艰难的长征，奋力抵达新疆，足以证明他的忠诚品质。显然，贴上"反革命分子"的标签，实在是对他的严重不公。

徐深吉中将更是直接表示:"无论外界如何流传，李特与黄超均非托洛茨基分子，亦非反革命之徒。李特此人，品格高洁，理论造诣颇深，待人接物温文尔雅，学识渊博。"

宋侃夫也称，西路军的失利，与李特并无直接关联。他与四方面军的同仁交流后，大家普遍认为李特是一位"杰出的党员、优秀的干部、值得信赖的同志"，应该予以名誉恢复。

在这些资深干部和老将军的共同努力下，1996年，中央军委最终给予李特"革命烈士"的崇高荣誉，昭示了他的清白。可以说，这一决定，不仅是对李特的一种平反和昭雪，也折射出了革命先辈们对忠诚干净党员的珍视和维护。

毋庸置疑，李特和黄超确实有过一些错误行为，但要说他们是"反革命分子"，却缺乏确凿证据。王明当时滥用职权，擅自下令处决他们，无疑是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。这一错误，最终也得到了纠正。

参考资料：

盘点西路军将士结局:哪些人牺牲 哪些成为国家领导人

李特——不该遗忘的红军将领

李特烈士事迹及故居